集团性之说
在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日本人l加l等于3,中国人1加1等于0。
1个中国人能打败10
个日本人,10个日本人能打败100个中国人。
1个中国人是龙,1个日本人是虫;3个中国人是虫,3个日本人是龙。
在日本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很多人要过马路,但人行横道的信号是红灯,马路上没有车,即便过去也没有危险。要过马路的人们互相看看,显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做出欲动又止的姿势,好像都在互相等待。突然一个人动起来了,紧接着就有第二第三个人跨出去,然后,大家几乎不分先后地迎着红灯到了彼岸。“从众无惧”是日本常用的俗语,只要是跟着大家就无所畏惧。
一则不知出自何处而在各国流传的笑话说:泰坦尼克号船就要沉了,老幼和妇女都上了救生船走了,剩下的青壮男人们为了不被沉船引起的旋涡卷入海底,趁船沉之前赶紧往海里跳,于是对英国人说:要保持你的绅士风度吗?跳!英国人跳下去了;再对美国人说:你要当英雄吗?跳!美国人跳下去了;又对德国人说:你要守规矩的话,跳!德国人也跳下去了;最后就剩日本人了,于是对着日本人的耳朵小声说:“大家都已经跳下去了,你还不跳?!”日本人这才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我初到日本企业里研修的时候,几个同来的中国同事被分散到各个工作地点,我所在的办公楼只有我一个外国人,除了讨论工作几乎不说什么话,再加上语言不通,连续几个月,我默默地编程序或自己学习。那一阵子几乎没有人来理我,只有一位其他项目组的、曾经学习过一点中文的人,偶尔来我这里坐一会儿,说几句中文,或送我点儿小礼物,以示关心。一次,他突然问我:“你在这里不觉得紧张和不安吗?”不知他问话动机的我简单地回答:“我好像没觉得有什么紧张和不安。”“还是不一样,像你这样日语不太好,这么长时间没有伙伴,一个人孤独寂寞,要是我们日本人早就受不了了,不定怎么紧张和不安呢。”“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难怪他时不时地来我这里小示关心。
日本人的“个人不安”表现在许多方面。一种是没有伙伴时孤独寂寞带来的不安。还有在陌生人面前的“对人不安”。学习日语时,多数日语教科书的第一课就教人如何寒暄:“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这个在中文、英文等多数语言中所没有的多余的客套话,日本人广泛而频繁地使用着。日本人用这样的寒暄,以表明相互处于同样的情况和立场,找到一个共同点,以缓解面对陌生人时的不安。“请多多关照”,初次见面时当然要用,与人接触时、求人做事时更是要用,以表达寻求对方的好意并且依赖对方的心情。寻求某种心理上的安全和安定,依靠他人似乎就是最好的避风港。
个人与集团的协调
对那些“对人不安”的日本人来说,最为恐怖和羞耻的事情是“与众不同”。他们深知做事不得自作主张、标新立异,更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可能要遭受到集体的蔑视和攻击,要忍受孤独、寂寞甚至屈辱。他们普遍愿意被包裹在日本式的小集团中安稳度日,那里并不需要特别能干的人,如果谁特别有主意,有新想法,或者标新立异显得突出能干的话,倒容易引起周围人的反感,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麻烦。人们寻求安全感因而具有归属感,进而发展成对集团的忠诚心和责任感。在日本有不少激励集团精神的方法,比如众人高唱社歌,以凝聚公司员工的集团心态。每个新首相在当选之时,必领着众人高举双手,三呼万岁,以示万众一心。每当集团聚会结束时,大家共同击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续循环三次,节奏整齐,声响震天,以寻找共通的感觉及意识,高扬集团精神。
不仅在习惯上,日本从制度上也采用了对集团活动十分有利的措施。日本企业广泛实行“终身雇佣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一个人从成为这个企业的正式职员开始,只要他对公司不犯大的错误,在社会上也没有被警方稽查的劣迹,如不提出辞职的话,他可以在这里一直呆到退休。企业按在职工龄评价功劳,按入社先后排列上下级关系。只要在公司里熬到一定年头,就会有相应的提升。这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的实施类似“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日本企业如何保证它的职员能为企业努力工作呢?如果有的职员躺在公司的“大锅饭”上,光吃不干,公司不就吃亏了吗?在这里,集团的组织作用就得以充分发挥了。
“终身雇佣”以及日本人强烈的归属意识,使职员们意识到,自己的将来只有依靠组织的成功才能得到保证。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每个人都有工作上的关系网,这些关系是一生的宝贵财富。年轻时工资较低,随着年头的增长,自然而然工资就可以长起来。若一直干到退休的话,就可以得到丰厚的退职金。退职金是根据在某个单位所呆时间长短来计算的,换了单位不能再连续计算。如果谁跳槽换了公司,他以前积累多年的、与伙伴磨合好了的配合关系、在原公司的工作关系网都将失去作用,一切都得从头再来。在退职金方面也要吃亏,原公司给的不多,新公司工龄要从零算起。日本从制度上把人死死地钉在某个集团中,使他们为该集团长期奉献,这成了日本的动力和发展的源泉。在日本的集体中,个人的意识须符合大家的意志,这样,大大减少了因意见不一致造成同事之间互相不服气、不支持,互相拆台的情况发生。每个人就像机器中的零件,几乎没有内耗地运转,效率自然就大大提高。
实用的等级
二战中,日本军官成了俘虏,权力地位没有了,军衔也就没用了。士兵俘虏说:“当官的居然还当俘虏。”军官俘虏反而成了被蔑视的对象。日本的士兵俘虏们反对并不能容忍因为是军官就不参加俘虏营里的劳动。日本军官本身对国际条约规定的军官身份应得到保证和照顾的意识也非常淡薄。欧美的军人成了俘虏,仍保持军队中的等级秩序和级别关系,日本看守和欧美俘虏常常为此发生争执和冲突。欧美抓了日本军人俘虏,俘虏营的看守、所长向军衔比自己高的日本俘虏表示敬意,如同迎接本国失去军队指挥权的上级军官一样,使得日本俘虏不知所措。
日本人没有明确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传统,支撑日本统治阶层的是物质和实力。当二者都失去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除了皇族,日本没有世代相传的身份地位,没有像印度那样的婆罗门等等的阶层。
但是日本人特别注意现实中的等级关系。在与人接触时,总是细心地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地位,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并且揣测对方的地位,来决定交流时应当采用的对策和所持的态度。面对生人,当确认了对方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便解除了紧张。最典型的就是利用名片。名片一般都注明了能立即了解对方地位的所属集团、从事职业、官衔级别等信息。初次见面,第一个有效动作就是交换名片。此外,持有某大人物的名片也是炫耀自己的手段。在日本的社交场合,名人的跟前总是排起长队。我还见过一张名人的名片,被数人借去复印以备收藏的情景。
日本人的等级观念非常实用,他们认为,阶级和身份不过是暂时的,当你有实力有权力的时候,下级要对你依顺,一旦你失去了那些,你的阶级和身份也就没有了,你过去的部下立即对你另眼相看。日本人集团中的“年功序列制度”中,长者为先的习惯意识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为工作生产甚至生活娱乐中人际关系的规范。不过,这个“长者”不一定就是年长者,在一个集团中待的时间长短更为重要,在年长者和“在团长者”之间,这个集团往往选择“在团长者”,因为“在团长者”要实际、实用得多。
日本人的地位意识非常实际,在经济交往中,买方与卖方的关系有一种强烈的反差和绝对的不平等。买方虽然就是个普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立刻有了自己是“上帝”的感觉,要求卖方提供尽可能的服务,自然而然采取傲慢、得意的态度。而卖方则鞠大躬施大礼,用尽日本繁杂的尊敬礼节和甜言蜜语。
在这一点上,与日本同样商品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尽管也叫嚷“顾客是上帝”,但没有日本那样的强烈反差和不平等。在中国有的商店门口两侧,身披彩带的两排俊女,鞠躬作笑,对入店者致欢迎词,对出店者致谢语,这不过是改善服务水平、促销的一种手段。购物者没那么自我感觉“伟大”,售物者也没那么故做“渺小”。
日本人求人做事,求人者对被求者点头哈腰,而被求者腰杆挺直、指东说西,当事情过后,相互地位立即恢复正常。根据场合,根据情况,日本人的地位意识是频繁变化的。
等距离往来
我曾经有过百思不得其解的经验。晚上下班后,按日本人的习惯,工作同事常常出去喝酒小聚,借酒来轻松、发散工作压力、调解人际关系,于是时不时入乡随俗地同日本同事这样聚一聚。酒中酒后,借酒吐“真言”,相互几乎无话不谈,感觉好像亲密无间。第二天,我还带有昨晚的余兴,以“亲密无间”的心情和表情去招呼曾经一起畅谈的“酒友”。令我吃惊的是他们的表现完全判若两人,我好像成了他们的陌路,就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对我爱答不理,显得比平时更加冷淡。起初我很气愤,把这种“更加冷淡”现象归咎于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差别态度上。渐渐发现,日本人之间也这样。
他们普遍有两种形态和面孔,一是社会性的,二是个人性的。在个人交往的环境,露出个人性的原本面孔和性格,无所顾忌地自然表现,于是就有了酒中酒后借酒吐“真言”;但是在社会组织里表现就截然不同了。
日本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大家都尽量保持的几乎相等的距离,并且还时时刻刻度量和确认这个距离。这个距离是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维系集团共同意识的纽带,一般这个距离不宜太远也不宜太近。远了就有疏远之嫌,立刻引起相互的猜疑:自己何处伤害了对方?对方为何待自己那样?被疏远的一方立即就会做出反应或以某种方式给予回击。有时无意说了也许属于莽撞的言词,或对别人的招呼稍微怠慢了片刻,迎面相遇没有以大家都习惯了的方式寒暄等等,都会滴水不漏地被察觉到,被认为是拉远距离的行为,必然要承受由此引起的后果。日本人对处理人际关系异常用心,对影响人际关系的相互对待的方法、程度、深浅远近异常敏感。日本人一般都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言词,礼貌周到地应酬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对不起”、“抱歉”、“谢谢”之类的词语常挂口边,以致让人感到腻烦。把关系距离弄近了,更是要不得的事情,那样会使对方不知所措而引起反感。有人戏称,要想让日本人难受,就总让他欠你的,总让他还不完。如果你给了某个日本人一点恩惠,或送他一件什么礼物,或帮了他一点小忙,他会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还你些什么,而且作为“还礼”的价值,好像被精密地计算过一样,基本上等于你给他的那一份。他们似乎严格遵守着一个不成文的协定,“谁也不要欠谁的,你给我半斤,我还你八两。”作为还礼你要是多给了,并不表明你做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壮举,你是给人家带来了麻烦,使对方感觉到他多欠了你一些,还得找机会以何种方式补差返还。日本人怕欠人家的,怕因此不知如何对待对方,怕距离太近了以后不好相处,怕打破以往的等距离均衡而难以相处,怕因此而影响与相关的其他人的关系。日本人不存在什么莫逆之交,超常的关系是危害集团的祸种。人与人之间等距离相处,均衡的礼尚往来,是在日本集团中生存的基本手段。
欺负的妙用
日本人接触起来多数好像沉默寡言,不爱突出又不具幽默感,但是那些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有着比他人一点也不少的思绪和翻腾在胸中的纠葛。深入到日本人的团体中就会发现,那里面的派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倾轧之激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个人的烦恼和牢骚,绝不在其他民族之下。所不同的是,日本团体发生的内斗,一般不张扬到外界去。内部斗得一塌糊涂,往往外面看来依然是“一潭静水”。
在日本,人欺负人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中小学生因为受欺负而自杀的新闻报道几乎每个月都可以看到。不仅公开殴打和漫骂,更有不易被旁人发现的几乎不能算作是欺负的隐蔽骚扰。不知何时你的书本掉到地上,你的铅笔没有了,你的桌子倒下了;你走到哪里他们就躲开哪里,几个人离你不远不近,时不时地看你几眼,一起议论几句,做出轻蔑的表情,然后再互相会意地一阵哄笑,使你觉得你在被他们讨厌和嘲弄。当你忍无可忍而质问他们时,他们说,没有啊,我们根本就没在说你。他们未必与你发生直接公开的冲突,而是仅仅使你感觉到不舒服,并且让你说不出道不出,难以做出明显的对抗反应,也无法去向老师等他人诉说。
这种隐蔽性骚扰不是从肉体上实施攻击,而是从精神上给与摧残,使得很多被欺负的人精神总是处在紧张状态,渐渐养成了疑心重的毛病,以至于任何人在一旁说话,他都觉得他们是在议论或嘲笑自己,觉得自己处处招人讨厌,而失去自信心,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而且日本很少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侠”,普遍事不关己,避免麻烦。更有甚者,一个人被欺负,大家都去欺负他。那些原本不想欺负他人的人,为了与伙伴们保持一致,为了自己在小集团中能够站住脚而不落到受欺负的境地,就半主动地去欺负他人。因此那些受欺负的学生受欺负的情况几乎无处不在,令人无处躲藏,往往除了回家以外没有一块安全的区域。不少日本的学生为此苦恼不已,导致不愿再去上学,甚至选择了自绝的道路。这个问题,成为日本中小学生退学辍学的主要原因。
所谓欺负人的问题不仅是在学校中发生,也是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日本人存在于一个集团主义、集体利益优先、个人服从集体的命运共同体环境中,公开的个性发挥可以说在日本这个社会中是没有市场的,并且是不被允许的。当然,日本人也是人,有七情六欲,也有个性,也有表现自我显示个人存在的欲望,也要宣泄个人的烦恼。在集团的铁壳子里,不易进行突出的自我表现。为了表现自我、显示个人的存在以及宣泄个人烦恼,好像暗使劲欺负人是一个便利的方法。年龄大的对年龄小的,早入社的对晚入社的,上司对部下,下级合伙对上级等等,欺负是一种几乎人人都要受、人人都要做的事。日本式的欺负,是日本人表现个性的一个重要方式,又是集团增进凝聚力,激发干劲及忠诚心的催化剂。尽管内部有激烈的“欺负”和倾轧,但当需要集团的所有成员一致对外的时候,他们真就能够暂时忘记前嫌,“上下左右团结如一人”,“吃里扒外”者几乎没有,历史上极少记载有日本人背叛民族与外国势力勾结来对付祖国人民的事例。
具备“个人不安”的人,极度地寻求他们之间互相的照顾或被照顾,安慰与被安慰,支持和被支持,愿意被包裹在日本式的小集团中,安稳度日。随着大家能够消除不安,主动地收敛个性去与集团调和配合,加上实用的等级地位之作用、等距离的礼尚往来、欺负的润滑效能,使得日本人集团形成一个称做“内”的人际关系环境。这些互相依存、互相支撑而又互相欺负的人们,内外分明,组成强有力的行动集团。那些单人独处时“弱不禁风”的人,一旦进入集团,一下就强壮起来,就凝聚排外,就变得极有攻击性,就无所畏惧,能为集团的利益赴汤蹈火。
(摘自《如此日本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